卡西欧手表专卖中日韩三国伊朗争霸赛前奏——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之十一-史啸虎杂谈

中日韩三国伊朗争霸赛前奏——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之十一-史啸虎杂谈

作者夫妇于波斯帝国缔造者居鲁士王的陵墓的石阶上合影。该石墓基础由每块高约1米,长约4-5米的巨石建造,墓室门洞位置约高达15米,墓室总高约20余米。(摄于1992年春)
1991年的秋天,伊朗的天气明媚而凉爽,是休假旅游的好季节。
中国驻伊大使馆组团到著名的到处有名胜古迹的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等地去参观访问,有的中国公司的代表乘此机会随团旅游。大使馆也邀请了我沙赫拉姆黑剑 ,可是由于工作太忙,我虽然十分想去,却无法成行。
那段时间,我的确很忙。
我在伊朗谈判签订的两个水坝的设计咨询项目合同刚开始实施秋筱宫妃纪子。这两个项目具体由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负责实施(项目组长为原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谭福甲先生。谭先生身材高大,业务纯熟,为人谦和,是我国水利界的一位资深专家,曾在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建设和管理上做出过重要贡献——作者注),从国内新来了一些专家和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事宜需要与伊方洽谈安排。
另外,我又正在与联合国发展署(UNDP)驻伊朗办事处以及伊朗能源部议标洽谈由前者出资援助的德黑兰供水项目的设计审查项目。该供水项目是由一家德国咨询公司设计的,但是审查他们设计的项目却最终由我公司中标。后来该设计审查项目由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负责实施(项目组长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的谷兆祺教授。谷兆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水电和岩土工程学专家,学术成就颇丰,在清华教学数十年,门下弟子遍及世界各地——作者注),也来了一些清华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和一批年轻的博士和硕士生们。
而且,我当时正在与伊朗政府相关部门洽谈的项目还有伊斯法罕的高炉锰铁项目(国内合作伙伴马鞍山钢铁公司)和位于幼发拉底河入申崇一线海口与伊拉克交界处的胡泽斯坦省阿瓦士钢厂连铸车间改造项目(国内合作伙伴是首都钢铁公司)以及另一个初步洽谈的石墨电极项目(因各种原因,直到2002年,即当时我首开谈判的12年后这个大型项目才开始进入付诸实施阶段,但遗憾的是后来同样受阻于伊核问题——作者注)等大型经济合作项目。还有,由于后来联合国同意伊朗出口部分石油解决其民生问题,石油价格又因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被制裁而不断上涨,伊朗又可以用美元现汇代替原来的石油支付了。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团来伊洽商对华项目工程款支付方式的问题。我公司因涉及其中,也需参加相关谈判并与伊朗合作方讨论修改合同支付条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那么好的旅游机会,留守德黑兰,也是我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
根据当时伊朗公布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该国一共拟上马30个水利工程项目。经过努力,也出于中伊之间一直良好的双边关系,我司先后中标并承揽了其中5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勘探项目。也就是说,列入伊朗那个五年计划的全部水利项目中,每6个项目就有1个有我公司介入其中极限狂飙。可见,我司当时在伊朗水利工程领域的影响之大。
据说,那时我公司在伊朗承接的水坝设计咨询项目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历史上第一批软技术输出项目,也叫技术出口项目。为此,当时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对我公司的项目非常重视并给予了很大支持。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协调下,我公司得以与国内的许多第一流的中央和地方的水利水电设计勘探机构合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国内一流水平的水利专家和学者到伊朗工作。可以说,这些专家和学者也代表了我国当时水利水电设计领域里的最高水平。他们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服务在伊朗水利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这些也为我国公司后来在伊朗其他工业、交通和市政工程市场的进一步开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9年,在国内那场政治风波被平息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即就对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停止高层交往,实行武器禁运,经济上则加紧了对中国的制裁。对于中国而言,前两项制裁倒还好应付:停止高层交往最多意味着领导人少出国,也少邀请人家来,少见面就是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减少一些政治上的矫情。而所谓武器禁运对一国而言则更多的是在政治上,其本身意义也不大,最多是监控和检查你的在他看来可能是可疑的远洋运输船。当然,这也需要谨慎应对,如果应对失当也会出问题的。
比如,1993年的被中国海军视为耻辱的银河号事件就是一例。那一次,美国根据它的蹩脚的情报,公开指控中国的已进入波斯湾的银河号货船向同样遭到制裁的伊朗输送化学武器原料。中方则一再对此加以否认。但美国人就是不相信,还闹到联合国,最后在美国军舰的包围下,中国只好让步,同意组建中国和沙特两国联合调查组,美国也派专家以沙特技术顾问身份参加,登船进行检查。可是,在将船上所有集装箱打开后发现并无指控的违禁品。结果,当初信誓旦旦、颐指气使的美国为此大失颜面,不得不作公开道歉。可以说,银河号事件还是因祸得福,成为中国最终打破封锁的一个突破口。
但近来也有消息说沙欧演唱会,那是中国方面精心设计的一个谍战圈套,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方国际情报战的一次罕有的胜利。而美国人则在此事件上中了计,下不了台,从此再也不敢轻易找中国的麻烦了。可奇怪的是,据报道,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并具体负责处理该事件的沙祖康先生十多年后谈到银河号事件时,还是一如既往地作沮丧状,连声地叹气说“窝囊、窝囊!”真不知他是在说心里话呢还是其他原因?
当然,武器禁运还包括不卖武器给中国。但说实话,那时我国外贸萎缩,外汇储备大幅度减少,几近枯竭,就是人家同意把最好的武器卖给你卡西欧手表专卖,中国可能也没钱买。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最要命的制裁还不是上面所说的两项,而是经济制裁。比如,当时西方国家全部中止了对华提供无息政府贷款(日本虽然没有宣布中止,但也拖了很长时间——作者注)。而这些政府贷款每年总有几十亿美元之多刘相松。20年前的中国百废待兴,这些大多被直接使用在许多公益性项目上的外国政府贷款对于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在经济制裁下,有些国家还中止了对华出口信贷保险。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必要物资的能力。不仅如此,许多一向积极发展对华贷款业务的西方商业银行也因此持消极观望态度,停止了不少本来要到中国投资的贷款项目,从而增大了外商投资者在其本国的筹资难度,提高了他们的筹资成本,致使很多在华投资项目协议到期后很难展期,签订新的投资或合资合作协议更是困难重重。由于引进外资受阻,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主要途径——“三来一补”贸易也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开始下降,外汇储备则不断减少。可以说,那几年处于经济制裁下中国的经济正面临改革开放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选择还有很大的局限性27岁定律。中国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而西方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的门槛(即非贸易壁垒)则相对较高。中国公司要想在欧美国家承揽工程项目几无可能(现在这种情况仍没有多大改善)。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又都缺外汇飞屋历险记,本国货币币值不稳,贬值很快,给你恐怕也不会要,其工程市场对我国显然没有吸引力。因此,可以为中国赚取较多外汇的国际工程市场并不多,钱琳琳除了香港之外超级同居时代,当时主要还是中东地区的伊朗和伊拉克。
伊朗和伊拉克一直与中国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也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较高的石油开采能力,因此不存在外汇支付能力的问题。所以,中国公司走出国门后的外经市场主要就是这两个国家。但1990年后,因伊拉克侵略并占领科威特,遭到国际上全面封锁和制裁。中国当时遭到制裁,国际上也很孤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不能不从伊拉克撤出所有项目及其施工力量,一下子就损失了上百亿美元(大量遗弃的固定资产及未付款)。这么一来,伊拉克市场也就完了。伊朗市场便成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一块硕果仅存的风水宝地。当然杨友林,对于中国而言,伊朗市场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了。那时,中国政府代表团,从总理到主席,从外经贸部门负责人到军工部门和国有银行头儿访问伊朗络绎不绝。因我司承揽工程项目较多,也熟悉伊朗外资、外汇和外贸政策,可以说每次接见或开会总有份儿。故事也不少。但这事敏感,还是按下不表为好。
那段时间我忙得几乎都是连轴转的。好在我的太太那年春天即已到德黑兰,饮食起居以及生活琐事都由她包干,无须自己再烦神,我可以集中精力去忙于自己的工作。当然,此时的围棋却下得少多了。
那次大使馆组织的秋季旅游的确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准备去的那两个城市——伊斯法罕和设拉子都曾作为古波斯的首都,拥有数不尽的名胜古迹。那时我虽然去过一趟伊斯法罕,但还始终没找到机会去设拉子。设拉子附近有一个最能体现古波斯文化的古城遗址——波斯波利斯。2500年前,也即公元前五百年,波斯皇帝居鲁士创建了一个疆域辽阔、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强大帝国——波斯帝国,其版图从北边的爱琴海到南边的印度河,从西边的尼罗河到东边的高加索,足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他的后任大流士将都城迁至距设拉子60公里处的波斯波利斯。可惜的是100多年后已经衰败的波斯帝国最终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打败,美丽而繁华的波斯波利斯也被彻底摧毁。现在的波斯波利斯还留存有居鲁士大帝的巨大的石窟陵墓和巍峨的宫殿遗迹。有幸的是,虽然那次我没去成,但第二年春我还是找到机会与太太一起去了一趟,弥补了缺憾。(见开头居鲁士陵墓照片)
不过,也亏好我没有跟随大使馆组织的秋季旅游团出行。否则,后来历史所演绎出来的那场有声有色的中日韩三国围棋伊朗争霸赛也就没有我这个主角了。如果那样花仙子万花园,也许就不会有本书所介绍的那些有声有色也有趣的围棋故事,当然也就不会有本书问世了。倘如此火影凤凰传,那岂不是太遗憾了?
那年11月中旬的一天,也就是使馆旅游团刚刚上路之际,我在办事处突然接到一位自称是日本驻伊朗使馆官员的电话(其姓名已经忘却),说是他们准备在德黑兰发起举办一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三国外交和商务人员围棋比赛,务必请我和其他会下围棋的中国人代表中国莅临参加,云云,并详细告知了这次围棋比赛的时间和地点等。
放下电话后,我感到很是纳闷: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我会下围棋的呢?事后我曾向周围朋友和熟人打听过此事,没人知道答案。我也征询过那位韩国棋友——吴敏焕先生石齐平,令我不解的是他竟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比赛的事儿(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比赛组织者考虑到参赛人员可能太多不好组织,于是便确定只有业余3段及以上段位的人才能获准参加。很遗憾,吴敏焕先生当时只是一个业余2段,所以韩方没有通知他,他也始终没有参加)。其实,我也是直到十多年后的2005年才搞清楚这个问题。那次,我与时任中国驻伊朗经济商务处(原经济参赞处和商务参赞处已合并)参赞路长金先生谈及当年伊朗的三国围棋争霸赛及夺冠一事时,他才告诉我,当初是他向日本人推荐我的。当然,这是后话了。不过,这项赛事虽然邀请了我,我其实并没有段位,也不符合这次比赛组织者的参赛标准,那当年我又为什么被日韩两方获准参赛了呢?这个疑问,迄今没有答案。
路长金先生个子较高,皮肤黝黑,但为人十分热情随和,时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商务处一等秘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在伊朗工作生活了,对中国与伊朗的经济贸易合作了如指掌并为此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是中国与伊朗经贸领域里的一位难得的伊朗通。本世纪初,他在任中国驻伊朗经济商务参赞期间中国与伊朗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与发展,不仅在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水利水电等传统工业领域,就是在电子通讯、航空技术、汽车和重型汽车以及成套地铁机组等现代交通运输领域,中国技术出口伊朗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的进步。在路先生前两年从驻伊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岗位上退休时,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和贸易额已经高达近400亿美元,几乎是二十年前的50倍!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路长金先生其实也会下围棋,而且也下得不错。可惜当时没有与我下过。这次邀请路先生为此书作序时才知道河曲二人台,他当年其实也是这两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的组织者之一。我的好几场比赛路先生都去现场观摩了。不仅如此,路先生现在的棋力也很高了。自我离开伊朗后,随着一些新的中国大公司(如中石油、中海油和奇瑞汽车等)陆续进入伊朗市场,虽然也有几位中国的业余高段棋手(5段和6段)来到了伊朗,但遗憾的是,曾经让我连续称霸的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外交商务人员围棋比赛不知何故确实没有再进行了。据说,后来由于他在伊期间经常找国内来伊朗的一些围棋高手下棋,棋力也因此而提高得很快。估计现在至少也有4-5段水准了吧。

作者与路长金先生(右)和时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副武官蔡勇先生(左)在大使官邸合影。蔡勇先生曾先后任联合国驻柬埔寨、伊拉克和科威特军事观察员,2007年升任少将,后任总参二局局长以及中国驻新西兰和英国大使馆国防武官太玄遁仙。(摄于1990年秋)
接电话的那个周末的下午两点,我开着我那辆深红色的挂着外交公务牌照的本田雅阁(Accord)汽车(可能鉴于我司在伊工程和成套设备市场开拓的成就,我驻伊使馆特批我使用外交牌照汽车——作者注),载着中科院的那位棋下得很好的吴仲谋博士和我太太一起按约准时来到通知所说的地址。
那是一间别墅,位于我们所住的那个米尔达玛德大街(Mirdamad)纳夫特(Naft)街区西边约2-3公里外的一处可能叫沙黑德(shahid)的街区。那个街区也在富人区,有许多很漂亮的别墅和公寓建筑。我找到地方后,把车停在门口的路边,然后几人一起走进一个大门敞开着的院落翠玉瓜。这个院子不算太大,但植有许多高耸挺拔的胡杨树和意大利杨树。由于已是深秋,杨树的叶子已然变黄,且开始飘落,院子里地上一层树叶,被下午西斜的阳光映照着,黄澄透亮的一片,煞是好看。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姓濑户的日本人,五十多岁,是日本最大的海运公司——NYK(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驻伊朗首席代表。濑户先生的夫人也在,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我们被迎进客厅里坐下后巴哈利,才发现,比赛场地已经布置好了:这栋别墅内部装修比较简朴,略显陈旧,看来有些日子了,房子也不那么高大,但感觉比较舒适,有大小两个客厅,大客厅足有一百平方米,好几套大小不一的沙发一路排对放在好几张大波斯地毯上,形成了几个小比赛区。沙发之间是一排间隔开的茶几,每个茶几上都放有一块木制棋盘及其配套的两盒日式的两面尖的围棋子(本蛤基石)madfan。还有2个崭新的日式榧木棋墩放在小客厅里,每个棋墩两侧除了放有棋子外,还备有两个厚厚的蒲团,看来是专门为那些喜欢盘腿下棋者准备的埃森展。在客厅靠近厨房的一侧,放有一张长形条桌,上面放满了各种茶水、水果和饮料及其饮具。看来早已是万事具备,只欠比赛开始这个东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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